作者：楊延超(知易網創始人)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為文化遺產，獅身人面像的仿制并未受到法律禁止；作為古老的建筑雕塑，也無法受到知識產權保護。但是，獅身人面像作為埃及的文化象征并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國家主權，對它的仿制行為應當被禁止。
　　●與之相關，對當代建筑、雕塑的模仿，建筑、雕塑的立體復制，對公共場所建筑雕塑的合理使用，以及發展中國家傳統文化資源的保護，是我國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要關注的問題。


　　河北的“獅身人面像”遭到埃及向聯合國投訴，一時間，中國版“大本鐘”、“埃菲爾鐵塔”、“美國白宮”、“倫敦塔橋”、“悉尼歌劇院”也再次成為媒體焦點。借用國外媒體嘲諷的話說，“在中國，一下午逛遍巴黎、威尼斯”。
　　其實，類似仿制的現象不僅在中國盛行，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樣屢見不鮮。日本的建筑設計師早就構想建造一座能容納750萬人的“金字塔城”；德國企業家也在去年9月宣布了建造大型金字塔墓群的計劃；美國著名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盧克索酒店就是以埃及金字塔形建筑而著稱。這里的問題是，類似“獅身人面像”的仿制行為是否侵犯了“原創者”的權利，其行為又是否違法？
　　對文化遺產的仿制并未受到法律禁止
　　埃及方面已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了投訴，并從文化遺產保護方面主張權利。
　　關于文化遺產的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要有兩個世界公約：(一)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二)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針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兩部公約各有側重，《公約》側重于物質性的“文化遺產”進行保護，諸如“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筑物”(參見《公約》第一條)。
　　“獅身人面像”作為具有文化價值的建筑物、雕塑，理應屬于物質性文化遺產，受到《公約》的保護，我國也屬于《公約》的締約國，受到《公約》的約束。埃及政府也正是依據1972年《公約》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投訴。根據《公約》的要求，各締約國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損害本公約其他締約國領土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然而，何為“直接或間接損害”，《公約》并沒有詳細說明，因此，類似于仿制獅身人面像的行為，是否屬于對文化遺產的“直接或間接損害”，埃及政府在《公約》上還無法找到明確的依據。
　　針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我國還專門出臺了《文化保護法》，對“故意或者過失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等行為做出明確規范，但仿制行為同樣不屬于《文物保護法》的調整范圍。
　　古老的建筑雕塑也無法以知識產權保護
　　埃及政府還試圖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制止仿制行為，早在2007年埃及國會就準備出臺法案，專門針對仿制“金字塔以及獅身人面像”的“盜版”行為收取版權費。據法國媒體2007年12月26日報道，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官員扎希·哈瓦斯表示，所收取的版權費將用于修繕和維護埃及國內數千個建于法老時代的遺跡。針對仿造埃及金字塔而建設的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盧克索酒店，埃及主要反對派日報Al-Wafd甚至發表文章評論說，每年前往拉斯維加斯盧克索大酒店的游客有3500萬人，而真正前去埃及游覽盧克索的游客卻只有600萬人。因此該報呼吁這家美國酒店應該和埃及盧克索城分攤利潤。
　　那么，埃及政府能否依據上述法案收取版權費呢？這還取決于埃及古跡能否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第2條明確地把建筑作品列為受著作權保護的對象，另外在第3、4和5條中還專門規定了建筑作品保護的內容。為了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我國在2001年第一次修訂《著作權法》時全面提升了版權的保護水平，在對建筑作品的保護方面，正式使用了“建筑作品”提法，并將其與美術作品并列歸入同一類，“建筑作品”從而名正言順地受到著作法的保護。
　　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的規定，“獅身人面像”等建筑雕像可以納入“建筑、美術作品”的保護范疇。但“獅身人面像”能否受到著作權的保護，還需明晰著作權的權利主體，以及是否超過保護期限等問題。
　　一般而言，建筑雕塑的設計人或建造人為其著作權人。然而，到底是誰建造了獅身人面像至今都還是一個謎。但不爭的事實是，“獅身人面像”已經作為埃及國家的文化象征，涉及“獅身人面像”的版權爭議，埃及政府可以作為當然的權利主體站出來維權。然而，按照《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第7條的規定，著作權的保護期限一般為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五十年。類似于“獅身人面像”這樣的古代建筑已距今數千年，已經遠遠超過了著作權法的保護期限，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著作權保護制度的年紀。
　　這里還需注意的是，如果被仿制的建筑、雕塑還處于版權保護期內，仿制行為就有可能涉及版權侵權問題。當下針對住宅類建筑設計的仿制侵權情況十分嚴重，彰顯澳洲風格的“雪梨澳鄉”別墅項目在北京問世不久，市場上就相繼出現了模仿其建筑風格的系列仿制項目。在城雕《黃河母親》版權侵權案件中，版權人曾先后對市場上出現的山寨版《黃河母親》提起訴訟；在《皆大歡喜系列》雕塑作品被仿制的案件中，作者針對被仿制的21尊彌勒佛雕塑的版權侵權提起訴訟。
　　建筑雕塑的立體復制仍是法律困擾
　　對作品的盜版，從本質上就是一種非法“復制”行為。關于“復制”，我國著作權法專門做出規定，即以“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我國著作權法所例舉的復制形式主要是從“平面”到“平面”的復制，其中并不包括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以及從“立體”到“立體”的復制。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復制”的“狹義立法”無法解釋有關建筑雕塑的仿制。
　　建筑雕塑的仿制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即先將建筑雕塑還原為平面設計圖，然后再根據平面設計圖制作立體雕塑；二是從“立體”到“立體”的復制，如某些技巧高超的藝術家根據立體雕塑直接制作仿制品，尤其是在3D打印時代。
　　為有效保護建筑雕塑的不被仿制，著作權法意義的“復制”的還應當包括更加廣泛的形式。只有豐富著作權法上“復制”概念的內涵，才能真正厘清建筑雕塑類作品仿制過程；反之，如果將著作權法上的“復制”僅限于在從“平面”到“立體”的復制，那么建筑雕塑的仿制，也將被排除在“盜版”之外，而無法有效保護建筑雕塑類作品。
　　有鑒于此，我國在司法實踐中也一直奉行從“廣義角度”來詮釋復制權，在雕塑作品《韻》被仿制的案件中，法院認定，從立體到平面的復制同樣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復制。在2000年的古田縣某村民委員會訴鄭某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法院也認定鶴塘三牛雕塑(立體)是對賽歧三牛雕塑作品(立體)的剽竊。我國司法實踐所奉行的“廣義解釋”與立法上對復制權的“狹義解釋”搭配起來很不和諧。因此，我國《著作權法》修訂時有必要進一步豐富復制權的內涵。
　　對公共場所建筑雕塑應“合理使用”
　　像“獅身人面像”這樣的公共建筑物，即便是在不考慮其已超過版權保護期的因素時，其版權保護也有別于其他一般建筑。對于矗立在“公共場所”的藝術品，各國著作權法大都對其權利給予特別限制。我國《著作權法》在第二十二條第(十)項就特別規定：“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屬于合理使用。根據該條規定，對公共場所的建筑雕塑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無需征得作者的同意，甚至還不需要向作者支付報酬。針對公共場所的雕塑建筑，各國著作權法大都做出了類似規定。
　　此前，在論及埃及金字塔版權保護問題時，曾有作者戲稱，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女友在埃及金字塔前留影，這是否涉及侵犯版權的問題？顯然，按照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規則，總統先生是不需要向埃及政府付費的。
　　固然對公共建筑物的照相留念不需付費，但如果又將上述照片復制發行并謀取營利，又是否涉及版權侵權呢？諸如上海的東方明珠、北京天安門都曾被廣泛印制在各類紀念品上。青島的標志性建筑物“五月的風”曾被用于海信手機屏保，該建筑物的設計者也據此提起訴訟，該案的核心問題則在于，公共建筑雕塑的照片能否用于商業用途。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室外藝術作品的臨摹、繪畫、攝影、錄像人，可以對其成果以合理的方式和范圍再行使用，不構成侵權。這也就意味著，對于公共建筑雕塑的照片，允許在“合理的方式和范圍”內使用。同樣，在“天壇大佛”被印制在IP電話卡的案件中，法院審理后最終也認為，該行為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不屬于侵權行為。
　　然而，如果公共建筑雕塑的使用超越合理使用的范圍就會構成侵權。
　　我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就對室外建筑的合理使用做出補充規定，即對設置或者陳列在室外公共場所的藝術作品可進行臨摹、繪畫、攝影、錄像并復制、發行以及向公眾傳播，但不得以該藝術作品的相同方式復制、陳列以及公開傳播。顯然，如果以原藝術品相同的方式復制、陳列以及公開傳播就已經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圍而將被視為侵權行為。
　　河北仿制的“獅身人面像”與埃及的“獅身人面像”同為1：1比例陳列，如果不考慮“獅身人面像”的版權已超過保護期，河北相關人員的仿制行為極有可能被視為侵權。
　　“獅身人面像”事關傳統文化資源的保護
　　當埃及政府強烈呼吁保護“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等古跡的知識產權時，雖然這些古跡的誕生遠遠早于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社會各界還是應給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寬容。
　　人類社會原本沒有知識產權制度，它從產生伊始就是基于特定行業或者特定國家利益訴求推動的結果。西方科技強國總是試圖推行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也在不斷思考自身的傳統資源的法律保護，如蒙古國已經出臺了文化遺產保護法，菲律賓則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來保護民間文藝表達，泰國也通過了《傳統泰醫藥知識產權保護法》，我國也準備開始制定《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保護》。然而，任何國家的立法若要得到其他國家的共同認可，還需要與其他國家簽訂世界公約。
　　當下，全球有關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公約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任何國內法若未能達到相關世界公約的要求，諸如埃及政府單方保護已經超越了知識產權保護期的古跡，類似的規定至多只能在本國內發生法律效力，如向國內使用者征收版權費，卻很難向其他國家使用者收取所謂的“版權費”。
　　最后還需要指出，雖然我們說，針對河北仿制“獅身人面像”的行為，難以在有關文化公約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公約中找到責難的規定，但類似“山寨”的行為仍然不值得鼓勵。畢竟“獅身人面像”不同于普通建筑雕塑，它作為埃及的文化象征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國家主權。對于象征他國主權的建筑物的仿制，即便不存在侵犯知識產權問題，卻極有可能損害國家尊嚴或者有損國家主權，因此上述行為同樣應當被禁止。
　　無論如何，“獅身人面像”的爭議最終都將得到解決，誠如仿制者所解釋，它是因為電影拍攝而臨時仿制的，它將伴隨著電影拍攝的結束而最終被拆除。但它留給我們的是有關知識產權立法、執法方面的不斷思索，如何合理利用外國的文化資源，如何有效保護本國的文化資源。